贵族冠礼的庄严仪式，却承载着“成年即服役”的实用功能——平民成年取名后，便需承担为贵族服劳役、兵役的义务，同时获得在贵族控制土地上耕作的资格。陕西周原出土的西周晚期简牍中，有“凡庶人年二十，命之名，授之田，令其耕”的记载，明确将平民“取名”与“授田”“服役”绑定，表明平民的“名”是其进入贵族管理体系的“生存凭证”，而非身份荣耀。

平民的婚礼命名则更具依附性，女子出嫁后，多以“夫名+氏（或职业）”为称，如“农甲之妻”“刍丁之妇”，没有独立的个人名号。西周中期的“散氏盘”铭文记载土地交易时，提到“庶人某之妻”参与田界划定，其称谓中“庶人某”为丈夫之名，“妻”为身份，女子自身无独立名号，这种命名方式凸显了平民女子对丈夫的依附，而丈夫的“名”又依附于贵族宗族，形成“贵族宗族—平民丈夫—平民妻子”的三层依附链条。但这种依附并非完全被动，平民通过“婚姻命名”可获得更稳定的生存保障——已婚平民家庭可获得贵族分配的“家田”，且在灾荒时可优先获得贵族宗族的救济，如《诗经·小雅·甫田》中“曾孙之稼，如茨如梁。曾孙之庾，如坻如京。乃求千斯仓，乃求万斯箱”，记载贵族“曾孙”将丰收的粮食储存于仓库，用于救济依附于己的平民家庭，而获得救济的前提，是平民家庭被纳入贵族的“命名管理体系”。

春秋时期，随着贵族礼俗的松动，平民冠婚命名开始出现“仿礼取名”的趋势。部分依附于小宗贵族的平民，在成年时会模仿贵族“冠礼取字”的习俗，由小宗贵族赐予“小字”，如依附季孙氏的平民“季五”，成年后被赐予小字“子行”，形成“名五，字子行”的称谓结构，虽无贵族冠礼的完整仪式，却借鉴了“名+字”的形式；平民婚礼中，女子出嫁后也开始有“小字”，如“季五之妻”被称为“季姬”，“姬”为模仿贵族女子的称谓，虽非真正的“命氏”，却体现了平民对贵族礼俗的模仿。这种“仿礼取名”的本质，是平民通过“贴近贵族礼俗”获得更高的生存地位——拥有“小字”的平民，可被小宗贵族任命为“里正”“伍长”等基层管理者，如《左传·哀公十一年》记载，鲁国平民“冉求”因助季孙氏作战有功，被任命为“季氏宰”，负责管理季孙氏的私田与平民，其“仿礼取名”成为晋升的“阶梯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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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礼俗互动中的名分流动：贵族“礼俗下放”与平民“名分升格”的共生博弈

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，随着“礼崩乐坏”的加剧，贵族为维持统治、争夺势力，开始将部分冠婚命名礼俗“下放”至平民阶层；平民则抓住这一机会，通过“接受礼俗、争取命名”实现“名分升格”，双方在“礼俗互动”中形成共生博弈，推动名分体系从“贵族垄断”向“有限开放”转变。

贵族“礼俗下放”的核心，是通过“简化冠婚命名礼俗、赐予平民名号”换取平民的支持。春秋早期，郑国大夫子产在郑国推行“乡校”制度时，规定“庶人有德行者，听其冠而赐字”，将贵族“冠礼取字”的礼俗简化为“乡校冠礼”——平民在乡校中学习礼仪，表现优秀者由乡校主持简化的冠礼，并赐予“字”。如郑国平民“邓析”，因“好刑名之学”在乡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