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两点，阳光透过干净的玻璃窗，洒进一间陈设简朴却格外整洁的客厅。墙壁上，一块红底金字的“光荣之家”牌匾擦拭得锃亮，成为这方空间最引人注目的点缀。六十八岁的李建国老先生坐在一张老旧的沙发上，膝上摊开着那本厚重的蓝布相册。他的老伴，一位同样慈祥的老人，默默地为坐在对面的陈砚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茶，茶香在安静的空气中缓缓弥漫。

陈砚道谢后，将笔记本放在膝头，目光落在李老先生那双布满老年斑、却依旧稳健的手上，那双手正轻柔地拂过相册泛黄的页面。

李老先生的手指停留在一张尺寸稍大、画面因年代久远和当时拍摄条件所限而显得模糊的照片上。他凑近了，仔细辨认着，声音带着老年人特有的缓慢与追忆的深沉：

“这张，是民国二十七年，也就是1938年，四月十号那天拍的。”他的指尖轻轻点着照片背景里荒芜的山坡轮廓，“那天，俺爹李老栓，还有村里另外九个胆大的后生，自发组成了担架队，冒着还没停的炮火，摸上了禹王山阵地，去抬那些下不来的伤员。”

他的手指移动到照片中央。那里，几个穿着粗布短褂的村民，正吃力地抬着一副简陋的担架。担架上躺着一个身穿破烂军装的人，虽然面容因距离和像素难以看清细节，但那挺直的鼻梁和紧抿的嘴唇轮廓依稀可辨。最引人注目的是，那人即使躺在担架上，右手依然紧紧地握着一面小小的三角形旗帜，旗面垂落，但旗杆被他牢牢攥在手中。他的左腿处，裤子被剪开，能看到粗糙包扎的痕迹。

“这就是赵团长，赵振国。”李老先生的声音肯定而充满敬意，“俺爹说，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左腿的骨头都露出来了，血把半条裤腿都泡透了，脸色白得像糊窗户的纸。可他就靠着战壕壁坐着，手里还死死攥着指挥旗。俺爹他们要抬他走，他还不肯，使劲推俺爹的手，嗓子都哑了，喊着‘先抬战士！别管俺！先救能动的！’”

老人顿了顿，仿佛能感受到父亲当年那股又急又敬的心情。

“俺爹他们哪能听他的？阵地上活着的兵不多了，都指望着他。几个后生一合计，硬是……硬是把他给按住了，用绳子小心地把他固定在了担架上，才给抬下来的。”照片里，抬担架的村民们大多低着头，身体前倾，步伐沉重，仿佛正用尽全身力气在与时间和死神赛跑。

陈砚屏住呼吸，飞速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。这些鲜活的细节，是任何冰冷史料都无法给予的。他抬起头，眼中带着迫切：“李大爷，您父亲有没有提到，赵团长在担架上，还说过什么别的话吗？”

李建国老人眯起眼睛，陷入了更深的回忆之中，手指无意识地敲着相册的硬壳。

“嗯……让俺想想……俺爹说过，往下抬的一路上，山路颠簸，赵团长疼得满头都是冷汗，牙关咬得咯咯响，可他一缓过劲来，就反复问‘阵地……阵地丢没丢？鬼子……打退没有？’ 俺爹他们只能安慰他，‘守住了，赵团长，守住了，您放心。’”

老人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眼神亮了一下：“对了！到了山下村里临时搭的救护所，那时候条件差，就在祠堂里。赵团长被抬进去的时候，正好看见一位穿着不同军装的女医生在给一个伤兵包扎，动作又快又轻。赵团长看着那边，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