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6年6月初的广州，国民党秘密情报组组织科的办公室里，晨光透过百叶窗，在堆积如山的文件上投下细碎的光影。

陈默刚到工位，老曾科长就拿着一叠泛黄的刊物走过来，将其重重放在他桌上，语气严肃：“陈中尉，这是戴先生亲自交代的任务。

整理军校近期流传的进步刊物，标注其中的‘激进言论’，重点关注‘联俄联共’‘工农运动’相关内容，明天早上就要报告。”

陈默低头看向桌上的刊物，封面上印着《革命青年》《农民运动浅论》《北伐先锋》等标题，纸张粗糙，油墨味还未完全散去。

这些都是军校进步学员私下传阅的刊物，里面刊登的大多是革命理论文章，也是情报组重点监控的“敏感内容”。

这是他加入情报组后的首个正式任务，既要符合要求，又要暗中保护，每一步都得如履薄冰。

“明白，曾科长，我一定认真整理。”

陈默起身接过刊物，指尖触到粗糙的纸页，心里已经有了计划——表面按情报组的标准标注“激进言论”，实则筛选核心革命思想记在心里，同时在报告中淡化其影响力，让情报组认为这些言论“传播范围小，无实质威胁”。

老曾点点头，又叮嘱道：“别马虎！戴先生最近对军校的进步思想盯得紧，要是漏标了重要内容，咱们都担不起责任。尤其是《农民运动浅论》，里面据说有‘煽动农民反抗地主’的言论，重点查！”

“是！”陈默应道，等老郑走后，他立刻关上门，将刊物摊开在桌上，拿出一支红笔、一支铅笔，还有一本空白的笔记本。

红笔用于标注“激进言论”，铅笔用于记录核心革命思想，笔记本则是给情报组看的“表面报告”。

他先翻开《革命青年》，第一篇文章就是《论联合战线的重要性》，里面写着：“革命事业非一人之力可成，需联合工人、农民、进步学生，乃至一切反对军阀的力量，方能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统治。”

按情报组的标准，“联合工农”“反对军阀”绝对是激进言论。

陈默拿起红笔，却没有直接标“激进”，而是在旁边写了“疑似激进：强调联合群众，未明确提及共党”——既标注了“异常”，又淡化了“激进程度”，避免被认定为“共党言论”。同时，他用铅笔在心里默记：“联合工农是革命核心，需传递组织，强调群众基础的重要性。”

接着翻到《农民运动浅论》，里面有一段话：“农民占中国人口八成，是革命的主力军，只有发动农民，让其挣脱地主压迫，才能形成真正的革命力量。”

老曾特意强调的就是这段。陈默拿起红笔，犹豫了一下，写下“激进言论：煽动农民反抗地主，需关注传播范围”——“煽动”二字是情报组的常用词，必须写上，但他故意没加“严重”“危险”等定性词汇，为后续报告淡化做铺垫。

他继续翻看，发现大部分刊物的内容都是革命理论探讨，只有少数几篇提到“联俄联共”。比如《北伐先锋》里的《论北伐与俄援》，写着：“苏联的援助为北伐提供了武器与指导，与苏联合作，是完成北伐大业的关键。”

陈默用红笔标上“敏感言论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