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三五年的秋天，空气里有一股铁锈般的味道，仿佛上帝忘了给这个世界刷防锈漆。

我坐在圣奥莱夫图书馆靠窗的位置，面前摊着《泰晤士报》，目光却落在自己指尖的墨水上。

报纸上一半的版面在讨论张伯伦财相的新预算案，“哦，伟大的数字游戏，”我腹诽，另一半在担忧意大利人在阿比西尼亚的枪炮“真是‘文明’的进步”。

远东的消息被挤在角落里，像一声被捂住嘴的呜咽。

我的记账本摊开在旁边，《琥珀厅之谜》的版税数字还算可观，但旁边新增的几笔匿名汇出款项，像一群训练有素的金融白蚁，正以惊人的效率啃噬着这些纸面财富。

瑞士银行的那条线，安全是安全，但手续费高得让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用金箔来打印汇票。

我需要更多钱，更快。

不是为了享受这见鬼的三十年代，是为了……生存？

还是为了那个连我自己都不再敢在深夜仔细审视的、关于“回家”的、渺茫得像宇宙尘埃一样的念想？

它早已从最初的炽热希望，褪色成了一个冰冷的、支撑我每天睁开眼面对这个离谱世界的借口。

汤姆的能力，那些漂浮的物体，与蛇的对话……它们真实得像是扇在我科学信仰脸上的耳光。

但逆转时间？

穿越世界？

这奢望就像试图用汤勺从泰晤士河里舀出月亮，我越努力，倒影碎得越彻底。

但我不能放手，放手就意味着我所有的挣扎、所有的妥协（包括写那些玩意儿！）都成了毫无意义的滑稽表演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将报纸推到一边，那上面忧国忧民的气氛简直让我窒息。

拿出了新的稿纸，我带着就义般的心情，用力写下了标题：《公爵的野玫瑰》。

一个出身底层的、倔强得像石头缝里杂草的女孩，俘获傲慢贵族真心的“感人”故事。

我知道这里面需要什么——剧烈的冲突，“哦，万恶的阶级！”，身份的落差，“王子和灰姑娘，永不过时！”，大量的眼泪，“读者的纸巾供应商肯定爱死我了”，以及一个被粉饰得亮晶晶的、逻辑死绝的 Happy Ending。

光是构思就让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但我的大脑像个冷酷的资本家一样评估着：市场需要这个。

在现实沉重得能压垮脊梁的时代，人们需要廉价的糖精和虚拟的眼泪来麻痹味蕾和神经。

“就当是文学领域的慈善事业吧，”我安慰自己，“抚慰心灵，人人有责。”

同时，另一个念头也冒了出来。我翻开另一本笔记，写下：《冒险家汤姆森与失落的金字塔》。

一个给孩子们看的、关于勇气和友谊的冒险故事。

或许，忽悠更年轻、更天真的读者群，是另一个有待开发的金矿。

……

假期返回伍氏孤儿院时，一种陌生的、近乎吵闹的活力扑面而来，差点让我以为自己走错了门。

几个我以前从未见他们和汤姆有过交集的孩子，正像卫星一样围着他，兴奋地叽叽喳喳。

“再变一次，汤姆！就一次！”

“你是怎么让比利的那只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