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1 年 9 月 18 日，清晨的南京下关码头，江风凛冽。

    “永绥”号军舰的烟囱里冒着黑烟，南京那位身着藏青色中山装，神情肃穆地踏上舷梯。

    他身后跟着一群军政幕僚，每个人都步履匆匆，脸上带着凝重。

    所有人的心思都集中在江西的 “剿匪” 大业上，没人留意到东北方向隐约传来的风雨声。

    “校长，南昌行营已经备好，各部将领也已在原地待命。” 侍从室主任钱大军紧跟在身后，低声汇报着 “剿匪” 的筹备情况。

    南京这位微微颔首，登上甲板后驻足远眺。

    长江江面烟波浩渺，轮船鸣笛的声音此起彼伏。

    眼神锐利而坚定的他，心里反复盘算着第二次 “围剿” 的部署。

    接下来的一天一夜，南京这位几乎都待在休息室里。

    要么与幕僚推演作战计划，要么批阅堆积如山的公文，偶尔提及东北，也只是随口问了句 “关东军最近有没有异动”。

    在得到 “只是例行演习” 的回复后，便不再多问。

    电台联络，绝不是像现在打手机那样“拨个号就通”。

    在当时，是一个全人工、极易受干扰，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联络过程。

    而且，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南京这位携带电台的频率（波长）。

    消息到他这里，是要逐层接发、上报，这样也是防止暴露南京这位的行踪。

    当晚柳条湖事件爆发时，张小六接到的电话，也是层层转接。

    后面电话线切断后，接到电报已经是19日凌晨了。

    所以在当天晚上，要说是南京这位下的令，在物理时空上是不成立的。（不是洗他，不偏任何人，就事论事）

    9 月 19 日下午三点，军舰终于抵达南昌码头。

    南京这位走下舷梯时，早已